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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九七六年以“四五”天安门运动为代表的全国抗议大潮,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,而是民意的厚积薄发,显现出“文革”大势已去。
在此之前,一九七三年广州李一哲的大字报呼吁民主,一九七四年张天民等人就电影《创业》问题“告御状”,矛头直指文化专制,此类体制内外不同的抗争早已多见。从近些年来一些最新披露的资料来看,当时全国各地都活跃着众多异端思想群落,如北京有郭路生(食指)等人组成的文学团体(见多多文),在上海(见宋永毅文)、湖北(见王绍光文)、河南(见朱学勤文)、四川(见徐有渔文)、贵州(见钱理群文)等地,则有各种地下“读书小组”从事政治和社会的批判性思考。陈益南先生著《一个工人的十年“文革”》,也提供了一份生动而翔实的亲历性见证,记录了一些工人造反派的心路历程,记录了他们思想上的迷惘和最终清醒。这些都显示出,当年的天安门事件并非孤立事件,其背后有广阔而深厚的民间思想解放运动,有色彩各异的思想者组成了地火运行。
新思潮以民主、自由、法制、人道、社会公正等等为价值核心,其产生大致有三种情形:
一是“逆反型”,表现为对“文革”的硬抵抗。在“文革”的极权体制和政治狂热之下,遇罗克、张志新、林昭、刘少奇、贺龙、彭德怀一类冤假错案屡屡发生,人权灾难层出不穷,迫使很多人进入了对政治和社会体制的反思。包括共产党内不少高层人士,在“文革”前曾是各项政治运动的信奉者与追随者,习惯于服从权力的指挥棒,只是因自己后来身受其害,有了切肤之痛和铭心之辱,才有各种沉重的问号涌上心头。胡耀邦后来成为党内“民主”的倡导者,周扬后来成为党内“人道主义”的倡导者,显然与他们的蒙难经历有关。
二是“疏离型”,表现为对“文革”的软抵抗。当时没有直接受到过政治迫害的更多人,也对“文革”隔膜日深和怀疑日增,是因为“文革”妨碍了他们的个人生活欲望。这些人一般没有强烈政治意识和直接政治行为,但对“文革”形成了更为广泛而巨大的价值离心力。七十年代中期出现了青年们“革命还俗”后的“自学热”、“艺术热”乃至“家具热”——上海品牌的手表和自行车也被市民们热烈寻购。湖南著名的“幸福团”由一些干部子弟组成,寻欢作乐,放浪不羁,听爵士乐,跳交谊舞,打架斗殴甚至调戏女性。作家王朔在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里描写的一伙军干子弟,也接近这种个人主义、颓废主义、虚无主义的状态。这证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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